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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整部影片，父与子的你跑我随构成了最具重复性的画面。深陷疲惫与绝望之中的父亲留给儿子的总是一个大步向前的匆匆背影，而布鲁诺却始终如同一个小尾巴一样，艰难地快速摆动着两条小胖腿追随着父亲，不抱怨、不喊累。在现实主义的黑白基调下，这一出父子相随的场景意外地具有某种喜剧色彩，消解了电影叙事中部分沉重的压抑感。然而，正是这种喜剧感才使得父子关系中显示出更为丰富的社会悲剧意味。父亲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往往是儿女的庇护者，为孩子提供遮风挡雨的臂膀；而孩子在生理条件、社会经济地位上均处于弱势，是受保护者。但是在父子的一跑一随中，传统的权力结构其实已经被部分消解。疲于奔命的父亲没有精力看护年幼的孩子，无法承担保护者的责任；而布鲁诺则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独立与懂事，甚至反过来成为父亲的保护者——在父亲被小偷的街坊围堵时，正是布鲁诺及时将警察叫来解困。

　　如果说生活的重压间接地摧毁了布鲁诺天真无邪的童年梦，父亲里奇则是一切压力的直接承受者。里奇的形象很独特，他并非上层人士对底层人民居高临下的虚幻想象，他仿佛就是贫苦生活本身，每一个举动细节无不刻画着底层人民的生活具象。里奇总被一层忧郁缠绕，但这并非无病者风花雪月式的伤怀，而是被生活的重压一天天碾过之后由内生发出的疲惫，又外化为肢体行动上的迟滞倦怠。影片中的里奇总是慢半拍，自行车被偷后他愣在原地错愕发呆而非立即追赶，就是这一晃神的功夫给了小偷和同伙逃跑的契机；他追着来教堂讨粥的老头，动作却总是迟上一步，给观众带来动作凝滞的憋屈感；他迈腿的每一步都那么沉重，好像要挣脱无形的阻碍才能向前迈出一步。这样一个人物，他瘦、高、迟缓、忧郁，在与命运疲惫对抗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维系一个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所不能形象的幻影。这也使得里奇在儿子身边的一切情感表达显得克制而隐忍，反而使得现实的悲剧意味更加浓重。

　　餐厅场景形成了有限的空间当中父子的对切镜头。在这个局促的空间当中，摄影机的取位形成了一种非常有限的画框对人物进行限定，也在视觉和心理上给观众带来束缚之感。里奇不得不与富贵家庭面对面，对方的从容与优渥无不在提醒着里奇当下的困窘。诚然，生死之间一辆自行车无足为道，但是当死亡的阴霾远去，生活的重力又会卷土重来。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局促的空间造成父子之间的对切，恰好展现了父子俩在同一空间当中的紧密感。这是命运的紧密，也是亲情自身的紧密。里奇不停重复着拿回自行车的重要性，而布鲁诺仿佛站在父亲背后的小士兵，坚定又幼稚地说要每天早上都去市场找自行车——这也是小布鲁诺在能力范围内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父子共同向着困窘的生活开战，此刻他们仿佛不是父与子，而是平等的、后背相依的战友。

　　在《偷自行车的人》当中，“自行车”被赋予了重要的符号隐喻。本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私人物品，却被上升成一个家庭的生活希望。主人公里奇失去了自行车，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的武器、失去了心灵的支撑，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对这个社会的信心。为何小小一辆自行车却成为一个家庭唯一的救命稻草？疲于奔命本身不仅是物质的重压，更是精神的桎梏。赤贫的人们为了糊口已经精疲力尽，当应付眼前的生活都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更高更远的视野与追求——、工会，都与男主的世界擦肩而过。里奇只能死死地抓住最直接、最表层的逻辑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的唯一突破口只剩下那辆自行车。但是找到自行车之后，里奇的生活真的能得到改变吗？影片中提到，希望里奇贴海报时机灵些，不要被抓到——这份里奇视若珍宝的工作可能也并不合法。贴海报的工作究竟能持续多久，又能给里奇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呢？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是里奇也不需要答案。当生活给他一个希望时，他能做到的仅仅是死死攥住，别无他法、别无他想。

　　失业正是全篇的核心推动力。战后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降低了50%以上，导致数千万人失业。如果工作易得，里奇大可以在丢失自行车后再找一份工作，而非苦苦寻车直至最后绝望地突破道德底线。而影片的一开头便从职业介绍所切入，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大量的青壮年守候在职业介绍所等待一份工作，简单一个贴海报的工作数人争抢，里奇更是等了整整两年才谋得这一份工作。这两年里，里奇和妻子用什么方式养家糊口，我们不得而知之。而本片一个绝妙的镜像设置是小偷。小偷也是失业者，甚至家境比里奇更为贫寒。小偷并非作为一个非黑即白的恶人形象出现，在一窥小偷作为失业者的生活境况时，原本在偷车时被激起的恨意与义愤填膺逐渐消散，只留下对社会现状的无奈喟叹。穷人们只有相互偷盗，才能维系生活，影片瞬间从里奇的个人悲剧上升为整个社会贫穷景观的切片，小偷也是里奇，里奇成为小偷。片名“偷自行车的人”在英语和意大利语中均是复数形式，小偷既是住在贫民窟的年轻人，也是里奇，更可能是那个年代里每一个走投无路的穷人。里奇的经历并不是独立的个体悲剧，而是上升为那个年代普通人生活的缩影。

　　除了里奇与小布鲁诺寻找自行车的主线，电影也非常巧妙的把现实批判融于辅助人物与场景安排中。与小贼合伙销赃的老头衣衫褴褛，一方面一贫如洗，只能讨一碗教堂的热粥过活；另一方面又老奸巨猾，谎话连篇，像条滑溜溜的鳗鱼似的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而偷车小贼的母亲也是典型的可怜下层妇女，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护自己的儿子，却在遇到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时瞬间气焰消退。里奇丢车后报警让我们一窥警局的不作为，老头讨粥则引出了上帝之名面对巨大社会贫困的无能为力。当现世政府与宗教信仰均无法提供救赎之道时，在战后罗马这个贫富差距悬殊如同天堑的城市里，底层赤贫的百姓们除了走上偷与抢的道路，又能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呢？里奇当掉床单的时候，排在他之后的老人想要当掉的是一个望远镜——那是在柴米油盐之外对远方的眺望。在穷人火烧眉毛、难顾眼下的现实里，对远方的眺望是真正的奢侈品。影片里的一个镜头引人深思，当铺里高高垒起了成堆床单，工作人员需要爬得很高才能将里奇一家的床单塞入其中，这背后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家庭。里奇当掉的床单融入了当铺里满架的床单，而在影片的最后，里奇和儿子的背影也融入了满街拥挤的人群，几乎再难找到他们的身影。里奇的遭遇正如同一副社会图景的微缩图，被偷自行车的车主之所以放过了里奇，可能正是看清了他们都是同样命运中的人，被社会共同的命运洪流所裹挟，在贫困和绝望中为生活挣扎。

　　与失业议题一体两面的，便是贫富差距议题。里奇与布鲁诺在餐馆用餐时的遭遇是本片唯一正面刻画贫富差距的场景。布鲁诺破洞满身的衣服与富人家小孩考究的衣衫、难得奢侈消费的拉丝面包仅仅是别人家的前菜……贫富差距被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然导演的镜头依然是克制而客观的，富人并没有被塑造成戏剧意义上纯粹的反派角色，正相反，他们只是静静地吃饭而已，没有嘲讽、没有蔑视，没有任何的冲突情节。但也正是富人的“无辜”，更渲染出迷茫之感：没有直接的加害者，那么到底是谁要为我悲惨的命运负责呢？在社会体制性的弊病之下，其实并没有受害者与加害者泾渭分明的界限。与其说某几个具体的人是应当被群起而攻之的反派角色，不如说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恶，更难以溯其根本，也更让人绝望。

　　在丢失自行车之后，里奇首先的选择是向公权力机构警局求助。然而警局并没有很切实地帮助里奇，与里奇对接的警官忙于奔赴下一场会议，只能草草地登记一下便算了结。里奇接下来选择向工会求助，白奥奇不能不说是热心而善良的角色，但是工会整体却是忙于演讲与排练节目，甚至有人屡屡打断里奇与白奥奇的对话。我们不能否认里奇在警局和工会都得到了帮助，但是却也没有一个机构实质上地帮助里奇解决问题，兜兜转转里奇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拯救自己。本应该打击犯罪、服务民众的警局忙于开一场又一场的会，本应该帮助工人的工会急于排演节目。我们不能否认开会和排演节目是有其必要性的，警局需要会议来安排工作，工会需要节目来提升凝聚力。但是影片却呈现出这样一种荒诞的效果：手段的优先级压过了目的，本意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却异化为了目的本身。

　　除了警局与工会，教堂与职业介绍所也在职能与目的上呈现出扭曲的状态。教堂本应是救赎灵魂的宗教场所，但神职人员似乎并不在乎信徒内心的救赎，更在乎维护安静的环境，在里奇找人时频频阻拦。而教堂免费帮人理发、分发热粥似乎也不完全是为了做善事，更像是希望吸引人来到教堂，塑造座无虚席的“虔诚”，让慈善沾染了交易的性质。而一开始的职业介绍所本职是为民众解决就业难题，但是面临其他求职者对里奇工作的渴求，介绍所的工作人员以一句“你不是泥瓦匠”拒绝。从分配工作结果的合理性上看，张贴海报的工作真的有如此之高的技术壁垒以至于非泥瓦匠不可吗？并不见得。简单的标签划分其实是与职业介绍所创立的目的并不相吻合，可能造成劳动力与岗位的错配。从分配效率来看，给应聘者贴上标签，分配工作的效率就一定能提高吗？并不是，毕竟里奇也等了两年才等到一份工作。

　　无论是警局、工会、教堂还是职业介绍所，这些社会机构的行为在表面上没有任何问题，都具有程序上的正当理由。但是如果究其建立的目的，却会发现这些机构的行为已经与之背道而驰，产生了异化。何为异化？是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但是这种异化又是难以去除的，机构的行为背后都有自圆其说的理由，又或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比如职业介绍所，从表面上看他泥于单一的标签选人，在分配机制上有其不合理性，但是在僧多粥少、经济凋敝的大环境下，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简单粗暴的贴标签来提高分配效率。又如教堂，为了维持教堂的运转，神职人员必须吸引人来做礼拜，即便发热粥只会吸引来无心礼拜的饥饿贫民。异化已经成为了体系运作的一部分，机构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上花费时间，与之相对的，花在实质性办事上的时间势必随之减少。为了实现目的A，于是采用了手段B；为了实现手段B，又接着采用手段C。然而手段C的实施，却恰好与目的A相背离。尤其是在本片中经济萧条的特殊时期，很多机构更加无法在因体系运作而产生的异化和办正事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甚至可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为了维持体系就衍生出更多的异化，而越异化就越无效。因此对体系的维持反而使得该机构更加无法达成原本的设计目的，更无法帮助到那些像里奇一样需要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