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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权限持续扩大，将更多交易纳入审查范围，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设置了实质障碍。许多涉及敏感技术或重要数据的投资项目因国家安全审查而被迫放弃。二是高科技出口管制日趋严格，美国不断升级对华“实体清单”和出口限制措施，尤其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5G通信等领域。例如，自2022年起，美国持续升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2023年10月，美国商务部扩大限制范围，将此前未涵盖的中端芯片纳入管控，并加强对云服务、AI训练等间接渠道的限制。2024年起，美方联合荷兰、日本进一步限制光刻机及关键零部件出口，意图全面遏制中国7纳米以下半导体工艺发展。2025年初，美国国会推动“关键技术白名单”立法，拟将AI推理芯片与边缘计算芯片纳入长期限制清单，显示出其对华科技围堵正在沿着“设备—芯片—云服务—算法”全链条延伸。以上举措使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开展业务和技术合作变得异常艰难。

　　此外，美国还通过立法手段提高对中国商品和企业的限制。2023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正式实施，其中针对电动车产业链的补贴政策含有明显的排他性条款：从2024年起，凡是含有中国等“外国关注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生产的电池组件的电动车将无法获得税收抵免资格；2025年起，如电池所含关键矿物由“中国等受关注国家”提炼加工，同样失去补贴资格。这一规定实际上排除了中国电池企业及其产品在美国市场获得补贴的可能性，迫使相关企业不得不调整供应链以符合美国的要求。另外，美国还取消了对低价商品的关税豁免，要求从中国经邮包进口的小额商品也需缴税报关。再加上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中美国牵头制定的数据、本地化标准等规则，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而言正形成严密的合规高墙。

　　欧盟整体对华态度相较美国更为温和，但近年来也在逐步强化对外资和进口的审查，尤其是在规则设定与标准制定层面，构建了更多隐性壁垒。一方面，欧盟自2020年起推行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审查机制，各成员国在欧盟框架下协同审查涉及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案，对中国企业并购欧洲公司设置了更高门槛。另一方面，欧盟的绿色与数字新政为进入欧盟市场设定了复杂的合规要求。例如，欧盟从2023年10月开始试行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计划自2026年起对钢铁、水泥、化肥、铝、氢等产品全面征收碳关税。这意味着中国相关行业的产品进入欧盟将因为碳排放差异而承担额外成本压力。又如，欧盟实施《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以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数据保护法，要求在欧运营的数字企业加强内容审核和数据本地化，涉及中国平台企业时还伴随数据跨境传输的安全评估，对跨境互联网业务提出更高合规要求。

　　其次，印度积极推进“印度制造”和数据主权战略，持续提高外资企业的本土化与合规门槛。对制造业来说，印度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和推出生产激励计划（PLI），鼓励海外厂商在印建厂，否则进口成本高昂。中国手机厂商虽在印设有工厂，但近年频繁受到印度税务和监管调查，市场份额也被印度政府扶持的本土和其他外国品牌挤压。在数字领域，印度于2022年出台《数据保护法》，要求敏感个人数据存储在印度境内，并可能要求数据跨境传输需审查许可。这对依赖跨境数据服务的中资互联网企业构成挑战。此外，印度加强对电商的监管，要求平台不得有外国控股的卖家，限制了阿里、腾讯等在印度电商市场的发展空间。总体而言，印度以安全和自给自足为由，设置了严苛的外企准入条件。中国企业在印不仅面临政策不友好，还需应对复杂的合规和营商环境，以及由此衍生的法律风险。

　　中东地区对中国企业而言既是充满潜力的新兴市场，也伴随着特有的地缘政治挑战。海湾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近年来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与数字化转型，普遍欢迎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与合作。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中东依然保持较高的市场接受度，中资企业承建的5G网络、电力设施、港口枢纽等项目数量持续增长。然而，中东同时也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地带，美国在该地区长期具有强势影响力，并可能向其盟友施压，在敏感技术领域限制中方参与。虽然多方报道指出，美国试图劝说海湾国家限制使用华为5G设备的做法并未取得成效，但相关博弈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仍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持续经营和战略规划带来一定外部压力。

　　在合规方面，中东各国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程度不一。一些国家营商环境较为宽松，但法律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相对有限，企业在进入过程中需特别注意适应当地商业惯例与法规差异。例如，在内容传播和文化产业领域，海湾国家普遍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中国文娱企业需严格遵守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要求。又如，部分国家对外资设有本地合资要求或股权比例限制，企业需与当地合作方共同设立实体才能合法开展业务。在数据合规方面，沙特等国正在推动数据主权立法，拟要求包括云服务在内的敏感数据必须实现本地存储，这给中资数字企业带来新的合规挑战。此外，考虑到中东地区整体政治局势较为复杂，地区冲突、政权更替等潜在风险也可能对企业员工安全与资产保障构成压力。

　　然而，敦煌网的爆火也伴随诸多潜在风险和挑战，需要企业审慎应对，以实现从现象级流量向可持续增长的转变。其一，知识产权与产品合规风险。敦煌网主打“中国制造平价替代品”，通过宣称“同厂不同牌”等营销吸引海外消费者。但这可能滑向“仿品”争议，大量宣传中国工厂代工内幕的内容，容易让西方品牌认为平台在销售侵权或擦边球产品。一旦被指责售卖假货，平台将面临信任危机和法律诉讼，损害在海外市场的合规形象。其二，舆论反弹风险。以TikTok视频为代表的内容出海策略虽然转化率高，但如果过度渲染“中国制造廉价”叙事，可能被西方媒体政治化放大，指责其为“不公平倾销”或“操纵舆论”。这将不利于长期品牌形象的塑造。其三，美国监管审查风险。敦煌网在美走红的同时，也可能引起美国政府的警觉，被视为继TikTok之后新的“安全威胁”。其通过拆单规避关税、短视频带货等做法，可能被解读为“规避监管”“影响消费者舆论”，从而招致美国通过强化海关执法、启动301调查等手段进行打压。其四，金融结算风险。当前敦煌网的跨境支付结算严重依赖美元和SWIFT体系，一旦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以制裁方式切断相关支付渠道，平台资金链将受到严重冲击。近期中俄贸易中已有因SWIFT受限而转向稳定币结算的先例，但稳定币本身合规风险高、波动大。

　　小红书海外用户激增的背后，有多重原因驱动。平台自身优势方面，小红书提供了友好多元的内容生态，涵盖美妆、时尚、美食、旅游等生活方式话题，满足了外国年轻人对新鲜、多样内容的好奇心。其算法推荐也极为精准，用户很快就能在平台上找到兴趣相投的内容和圈子，从而提升留存率。相比之下，国外传统社交平台如Instagram更多是熟人圈子，小红书的内容社区氛围和兴趣导向对陌生用户更具吸引力。外部环境因素上，美国自2020年以来酝酿对TikTok的封禁，这让许多TikTok上的创作者和用户寻找替代平台。小红书作为为数不多仍可在美应用商店下载的中国社交App，功能上又与TikTok有类似之处，自然成为一部分用户转移的选项。有调查显示，美国仅32%的成年人支持封禁TikTok，而许多年轻用户强烈依赖于此。当他们担心失去TikTok时，小红书恰好提供了分享生活、展示自我的新平台。再者，一些国外用户对主流西方社交媒体的不满，如算法局限、隐私问题等，使他们愿意尝试小红书这样的新平台。美国社交巨头屡曝隐私丑闻，信任度下降，而小红书作为娱乐化社区让用户感觉更有新鲜感和安全感。此外，文化因素也发挥作用：不少涌入小红书的外国年轻人对中国当代生活方式、时尚潮流、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好奇，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了解真实的中国。因此，小红书在海外走红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国际环境变化和中国软实力的吸引。

　　面对欧美的“去中国化”压力，宁德时代选择前置投资，在海外建厂来巩固与客户的关系。宁德时代于2019年启动德国图林根州（恩斯特工业园）首个欧洲工厂项目，至2022年底产品线年初，该厂已进入扩产阶段，并制订多项技术升级方案。德国工厂的原材料目前大多仍从中国进口，但已有一些中国材料供应商跟随在欧洲设厂供货。宁德时代欧洲区总裁曾表示，长远来看，希望当地供应链逐步本土化，公司也在举办供应商大会，吸引欧洲本地供应商加入。此外，宁德时代在匈牙利也启动了更大规模（100 GWh）的电池基地建设，该工厂主体结构已完工，2025年正式启动试产，模组装配已在邻近租赁车间展开，预计至2026年全面投产，总员工数将超过2600人。2025年初，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达成合资协议，在西班牙萨拉戈萨投资约41亿欧元，建设年产50 GWh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预计于2026年投入生产。宁德时代通过德国、匈牙利、西班牙三国多基地布局，实现本地化生产与供应链优化，有效缓解欧美“去中国化”政策与关税壁垒。宁德时代主动迎合政策要求、稳步推进产能本地化，并广泛布局制度应对机制，为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型企业应对逆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经验样本。

　　在美国市场，宁德时代也同样面临制度性障碍。《通胀削减法案》（IRA）将中国企业明确列为“外国实体”，其生产的电池无法享受联邦补贴。这直接阻断CATL电池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路径。为此，一些美企寻求变通方案。例如，福特计划在密歇根建造由其全资持有但采用CATL电池技术的工厂，即所谓“技术许可”模式。该模式试图兼容CATL先进技术与IRA补贴标准，但自2023年起，该项目因受到美国国会及地区政治压力而暂停推进，尤其是在CATL2025年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与中国军事有关公司”名单之后，政策争议加剧。受限于直接参股与补贴资格，宁德时代在美国市场逐渐采取更为灵活的参与方式：优先满足欧洲和中国市场的电池需求，在美国则依靠技术授权、第三国供货或间接合作等渠道寻求参与可能。例如，特斯拉计划于2025年在内华达州使用CATL授权技术建设电池厂，以非投资方形式引入CATL技术。此外，宁德时代正关注北美自贸区内的市场机会，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公司有意在这些国家建设电池厂，从而以“北美身份”服务美国市场，以绕开直接的中国制造限制。宁德时代创始人曾表示，若美国政策环境改善，公司愿意考虑在美国本土投资建厂。总体而言，即便不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宁德时代也难以完全摆脱被政治化的风险。虽然公司目前尚未在美国建厂，但其技术许可合作、第三国产能布局已成为应对政策壁垒的现实选择。此案例进一步凸显：中国企业即使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也必须通过灵活的境外布局与制度适配能力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与制度环境。

　　宁德时代的应对战略可归纳为：提前布局，深化合作。公司在海外设厂并非简单的产能输出，而是着力融入当地产业链。例如，其德国工厂已吸纳数百名本地员工，并与当地高校合作，联合培养技术人才。同时，宁德时代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电池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提升。2023年，公司推出的麒麟电池与快充技术引领行业潮流，并频繁亮相于国际专业会议，强化了其在全球电池产业的技术话语权，也使得海外主机厂无法忽视中国电池技术的领先地位。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宁德时代通过转型为“跨国公司”，有效弱化了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如其欧洲区负责人所言：“我试着专注每天的工作，不让政治环境过多影响我们。”正是这种务实稳健的精神，使宁德时代在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依然稳步扩张，有望继续领跑全球动力电池市场。

　　华为在全球业务受到制裁冲击后，仍通过战略转型与自主研发展现出显著韧性与突破。在通信设备主业上，华为虽失去欧美市场，但继续在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地区保持领先地位，并通过工业专网创新开辟新赛道。公司推出的5G解决方案已应用于智能矿山、港口调度、机场物流等垂直行业场景，如在南非部署5G矿卡系统，在阿联酋支持港口智能调度。这种以“行业私网”替代“公众网络”的方式，不仅绕开西方监管限制，也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来源。在消费者业务方面，华为手机因缺乏谷歌GMS支持，海外市场受限，但仍坚持高端自主研发路线nm制程上实现国产化突破，引发轰动，虽然产能有限，但提振了国内市场信心。2024年，华为手机出货量达4500万台，同比增长超25%，消费电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8%。其中，国内市场是主要增长驱动。操作系统方面，华为加速打造自主生态。其鸿蒙系统（HarmonyOS）截至2024年底装机量已超9亿台设备，中国市场占有率达17%，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约为4%。2024年华为推出HarmonyOS NEXT（星河版），全面实现不依赖安卓AOSP代码的“纯鸿蒙”架构，标志着国产操作系统进入独立生态阶段。华为还逐步在海外试点推广HMS服务和开发者社区，为长期海外回归埋下基础。总体来看，华为在逆全球化压力下，通过“技术突围+生态重建”实现了战略转型。正如公司所强调的：“我们努力把自己变成一家具有全球适应性的企业，而不是依赖特定市场或国家的企业。”这也使得华为成为当前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最具战略韧性的全球化样本之一。

　　在海外市场方面，华为正稳步推进汽车业务国际化。2025年2月在马来西亚举办APAC合作伙伴峰会（Eco Partner Summit）期间，华为同步发布折叠屏手机与新能源汽车战略，首次将新能源汽车与海外市场宣传结合，表明其旨在以智能电动车为载体重塑海外消费者认知。在全球布局策略上，华为正采取“聚焦友好市场、谨慎重返发达市场”的路径。虽然欧洲对华为通信设备在5G阶段保持部分限制，但并未全面封禁，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仍允许使用部分设备。华为通过开展本地合规运营、开放源代码审核中心等措施提升透明度，一定程度上缓解合规顾虑，并积极维护当地客户关系。与此同时，在拉美、非洲市场，华为凭借优质且性价比较高的通信与智能终端产品赢得口碑，特别是在智能手机领域，虽然谷歌生态缺失削弱其在欧美的竞争力，但对非洲用户影响相对有限，华为在中东、非洲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近年来展现回升态势，尤其在当地4G/5G基础设施建设中保持强势。

　　跨境电商平台Temu自2022年底进入美国市场、2023年扩张至欧洲后，凭借超低价和社交分享模式迅速走红。但母公司PDD Holdings深知“纯中国直邮”模式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在逆全球化环境中积极推进供应链和运营模式调整。2024年，Temu在北美开设多个海外仓，包括美国加州、得克萨斯和新泽西等地，以缩短配送周期，提升用户体验。此外，Temu推出“半托管”模式（semimanaged model），允许美国本地供应商在美国仓库备货并自行发货，约占其美国业务商品交易总额的25%左右，从而淡化对中国直邮出口的依赖。这使得其在美国“最低免税额（de minimis）”免税政策关闭后，仍能有效缓冲合规冲击。

　　从次，强化金融保障和风险分担。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汇率、融资和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在欧美银行的融资渠道受限，资金出海流程复杂等情况，政府部门应推出相应支持措施。比如，扩大政策性银行和出口信用保险对“走出去”项目的覆盖面，为企业海外投融资提供低息贷款和保险保障。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加快推进人民币同更多国家的本币互换和结算机制，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可启用应急稳定币结算试点，在监管可控范围内与可信赖伙伴使用数字货币或稳定币进行结算，分散金融制裁风险。此外，鼓励商业银行开发汇率避险工具，为企业提供远期结售汇、期权等产品，锁定成本，平滑汇率波动影响。通过金融赋能，降低企业全球经营的不确定性成本。

　　最后，打造全球人才高地。企业走向海外，人才先行。一份来自德勤对在沪代表性企业的调研显示，中方人员出国和外方人员来华的签证问题是当前企业全球化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更便捷的签证政策能够提升人员跨国商务活动的效率，促进国际业务和经验交流，并帮助中国文化在海外进一步传播。建议设立“全球人才特区”试点，在北京、上海等人才集聚城市，为跨国经营人才提供政策便利，具体包括：简化海外高管和技术人员来华签证和工作许可手续，实行人才签证制度；对企业长期派驻海外的员工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或补贴；与主要投资东道国商签人才互认协议，解决专业资格认证互通问题。同时，支持企业在海外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吸引当地优秀科研人员，与国内团队协同创新。通过这些举措，形成一支本土+海外融合的跨文化人才队伍，为企业全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首先，发挥行业协会桥梁作用。各重点行业的协会应积极作为，成为企业海外发展的信息与协作平台。协会可定期组织境外投资风险交流会，邀请专业机构解读各国最新政策动态、合规要点，提升成员企业认知水平。针对共性问题（如出口管制清单、贸易救济调查），协会应汇总企业诉求，统一向政府反馈并提出政策建议，帮助制定行业应对策略。同时，协会可以组建走出去联盟，鼓励大型企业携手上下游中小企业一起开拓海外市场，实现资源共享。例如，汽车行业协会可带领零部件中小企业抱团参加国际展会，整体提升“中国制造”的形象和话语权，尤其是对于一些在海外受挤压的领域（如通信设备、互联网平台），探索“出海结盟”，在境外市场协同配合，避免恶性竞争。比如中国手机品牌可在欧洲建立联合服务中心，共享渠道，降低单个企业负担。再如工程承包企业在高风险国家可以组成联合体投标，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提高项目抗风险能力。通过行业内协作，形成合力应对外部壁垒，减少内耗，提高整体竞争力。

　　其次，强化本土化经营能力。企业走出去不能仅以输出产品为目标，更要融入当地成为“自己人”。应赋予海外子公司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责任，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快速决策，避免总部管控过严导致“水土不服”。注重招聘和培养当地员工，包括高管职位本地化，建立多元文化的管理团队，提高对当地社会的敏感度和沟通能力。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和行业协会活动，支持公益项目，塑造负责任企业形象，实现从“业务输入型”向“关系嵌入型”转变。此外，要深刻理解东道国法律和文化，在合规运营的基础上主动贡献价值：比如在投资项目中帮助当地完善产业链、提升技术水平，而非仅占有市场。这样的本土化深耕，才能使企业在逆风环境下得到所在国政府和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最后，从规则适应走向规则塑造。更高层次上，有实力的中国跨国企业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由被动适应规则转为主动塑造规则。一方面，在国际行业组织、商会中发出中国企业声音，提出建设性方案，影响议程设置；另一方面，在企业实践中探索新模式，如数字贸易、绿色投资的新标准，然后通过双边或多边对话将这些最佳实践上升为国际规则。政府可支持企业参与各类国际规则试点，如数字自由贸易区试点、绿色供应链认证等。在这过程中，中国企业既可提升自身形象，也为国家争取制度性开放空间作出贡献。正如前文所述，逆全球化并非世界经济的终结，而是规则体系的调整期。中国企业应在坚守合规的基础上，勇于引领新规则制定，以期未来在国际市场拥有更多主动权。

　　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的出海征程正呈现出全新的态势，企业出海目的地逐渐向新兴市场拓展。近年来，中东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企业对全球市场布局的重新审视，也体现了中东独特的经济潜力和战略价值。目前，中东已经逐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贸易和投资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中东出口额达1871.6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10.8%，同时，中国对中东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2024年达到5.2%，较2023年提升0.3个百分点。在投资领域，中国对中东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报告》显示，2024年中东获得了39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和建设合同，成为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最大受益地区。

　　首先，在宏观层面，中东国家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转型，为中国企业出海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多数中东国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石油和天然气是其主要的支柱产业，而制造业等非石油产业相对薄弱。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中东与北非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2.5%，低于全球15.1%的平均水平。这种经济结构导致中东国家长期呈现出“以能源换取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模式”。然而，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以及石油价格波动，中东国家逐渐意识到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发展非石油产业，其中新能源和数字经济是两大重点方向。例如，沙特推进“2030愿景”、阿联酋实施“2031愿景”等国家战略，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科技和新兴产业，推动当地能源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中东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投资环境也进一步改善，如沙特新修订的《投资法》强调本地和外国投资者享受基本同等的待遇，一般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拥有在沙特设立企业的100%所有权，并且可以开展与本土企业相同的业务。

　　其次，中东具有较强的经济潜力与消费能力。在中东国家中，我们重点聚焦中国2023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是阿联酋、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卡塔尔，以此分析中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总的来说，中东大部分国家65岁以下人口占比均超80%，且人均收入较高，形成庞大且消费能力强劲的市场。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中东国家中，15—64岁人口占比平均为67.8%，其中阿联酋、卡塔尔两国15—64岁人口占比分别为82.1%和83.3%，显示出整体劳动力资源充足且社会整体消费活力更强。从消费能力来看，2024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中东国家人均GDP达2.5万美元，其中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人均GDP排名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此外，近年来，中东的电商市场发展迅速，部分中东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在90%以上，如沙特2024年互联网普及率达99%。互联网的普及为电商、电子支付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沙特中央银行（SAMA）的数据显示，沙特电子支付占所有零售交易的比重由2023年的70%提升至2024年的79%，进一步提升了消费的便利性。

　　最后，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当地发展需求深度契合。目前，中东主要国家正从传统的石油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加大投入发展大型基建和产业项目，注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东国家基建领域的缺口以及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尤为突出，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展现出较强的针对性，双方在产业对接上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传统基建领域方面，中国企业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沙漠铁路建设等领域的技术积累，满足了当地基建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新兴领域已经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竞争力，比如，中国企业在储能技术（如锂离子电池储能等）和相关设备制造方面也具备较强的实力；在光伏电池、组件等研发和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成本优势明显。因此，中东国家普遍欢迎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和投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不断深化，这种技术与需求的契合不仅为中国企业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也为中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