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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在The Recording of Crypto Assets in Macroeconomic Statistics报告中对加密资产进行了定义。加密资产作为价值的数字化载体，依托密码学技术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构建的去中心化点对点架构，使交易双方无需通过可信中介机构即可直接完成交易。目前，加密资产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一般交易媒介的加密资产。根据债权属性可分为央行或其他机构发行的有对应负债方的加密资产（如央行数字货币、对发行者有负债方的稳定币），及没有对应负债方的加密资产（如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二是仅在平台或网络中作为交换媒介的加密资产（即支付代币）；三是证券型代币（其始终具有对应负债方）。

　　《国民账户体系（2025版）》（SNA2025）与BPM7指出，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需依据SNA2025和BPM7的新标准推进实施。其统计逻辑包括“核心要素”和“项目模式”两大部分。在核心要素方面，文件提出六个被视为实施SNA2025与BPM7的基础的组成部分，分别包括战略方法、沟通与宣传（含倡导工作）、培训、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手册与指南的准备以及持续研究。在项目模式方面，文件提出五个实现战略落地的关键环节，即规划、监测与评估、国家准备情况评估、实施阶段与时间安排，以及国际协调与治理。该规定要求各国家和地区应在2029—2030年间完成实施，并特别强调国际层面的协调与治理机制，以确保统计方法的标准化与一致性，为包括加密资产在内的新兴经济活动统计提供制度性指引与技术支持。

　　第一，将挑战现有国际收支核算的制度逻辑。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反映一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全部经济交易的重要统计工具。传统的核算体系主要围绕货物、服务、收益与资本金融账户展开。然而，加密资产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统计范式。主要挑战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密资产的“无国界”特征使得其交易难以准确归属。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资产的跨境流动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导致交易主体的国别识别困难。二是加密资产兼具支付媒介、投资工具与价值储藏等多重功能，如何在国际收支核算中进行功能性分类成为难题。三是加密资产不再仅仅是私人部门的金融创新，而可能逐渐进入官方储备体系，从而对外汇储备统计及货币主权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述挑战表明，将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并非单纯的统计口径调整，而是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层次结构性重构。统计口径的不统一将引发系统性风险，不仅会削弱全球金融监测的有效性，还可能导致政策传导失灵，进而危及跨国金融稳定。因此，IMF改革不仅是统计技术问题，更涉及对全球治理能力与风险治理能力的系统考量。

　　第二，将冲击国际收支平衡表核算方法。将加密资产全面纳入国际收支核算，将在统计方法上带来以下变化：一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边界可能模糊。加密资产的投资属性使其可被视为金融衍生品，但其高波动性和流动性又使之不同于传统证券。如何界定其在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中的归属，将影响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衡量。当前的处理方法是将金融性加密资产纳入金融账户流量和存量统计，即有负债方加密资产的交易和存量分别计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而非生产非金融性加密资产纳入资本账户统计（刘慧，2025）。例如，稳定币等有负债方的加密资产被视为金融资产，统计在金融账户项下；比特币等无负债方的加密资产记录为非生产性非金融性加密资产，统计在资本账户项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2025）。二是隐易的透明化需求增强。加密资产市场交易量庞大，但匿名性导致大量交易未能计入官方统计。这可能造成国际收支统计失真，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判断。三是储备资产构成的潜在调整。部分国家央行已尝试将加密资产，尤其是稳定币或比特币，纳入储备考量。例如，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3月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建立了“战略比特币储备”（Strategic Bitcoin Reserve）和“美国数字资产储备”（U.S. Digital Asset Stockpile），将比特币视为国家储备资产的一部分，这标志着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首次将加密资产纳入官方储备体系。有学者指出，特朗普2.0政府的加密货币政策是试图为提振美国经济、缓解政府债务问题开辟新路径，以此巩固美国在全球加密资产、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的主导地位（张明等，2025a）。如果该趋势持续扩展，国际收支中的官方储备资产项目将面临重构。这将影响传统的美元、欧元与黄金在储备中的结构。

　　第三，将影响全球金融稳定。加密资产纳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将直接改变各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一是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跨境加密资产流动快速、匿名且成本低，可能削弱资本流动管制的有效性。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大规模加密资产的流入或流出将加剧汇率波动，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的风险。加密资产绕过传统银行体系和外汇监管渠道，使央行难以全面掌握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从货币流通域视角分析，这是一次货币权力的重塑；在此背景下，非美货币的主权将遭受更加剧烈的冲击（张明等，2025b）。例如，2021年在土耳其本币快速贬值期间，部分居民通过购买比特币和稳定币USDT以规避本币贬值风险，导致资本外逃压力加大，央行干预空间受限。同类事件也发生在阿根廷和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国家。这表明，加密资产跨境流动已成为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外部变量。二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冲击。加密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若其被正式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并在资本账户中占比提高，则可能放大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加密货币可能给全球金融治理带来挑战，它不仅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还通过相关滥用行为放大了国际金融监管的漏洞，同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货币替代风险（张明等，2025c）。尤其是当稳定币被广泛用于跨境支付时，其发行方的信用风险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风险。三是对外汇市场结构的重塑。加密资产作为跨境结算媒介，可能削弱对于美元、欧元等传统储备货币的需求，从而在长期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层级结构带来冲击。四是可能重塑全球资本流动结构。加密资产为跨境融资提供新通道，使得新兴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多样化，但这也可能导致跨境监管套利，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我国对虚拟货币等加密资产的态度一以贯之。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21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稳定币，均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在境内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2026年，《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延续了近年来的政策立场，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在境内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

　　第五，推进数字人民币与合规加密资产的发展与国际化。数字人民币作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已经在国内支付和部分跨境结算中开展试点，其在跨境场景下的应用潜力将随着加密资产被纳入国际收支统计而进一步提升。依托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通过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区）、RCEP成员以及金砖机制等合作框架相结合，推动建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清算平台，提升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使用频率。同时，探索合规加密资产的发展路径，例如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代币化债券或资产证券化产品，以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开辟新的渠道。数字人民币与合规加密资产的协同发展，不仅可以对冲私人稳定币对我国货币主权的潜在威胁，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的制度动力。